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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为什么培养不出像古代一样的大医？在古代无论哪个年代都有日诊二三百人的大医家，例如叶天士在当时的名气可以说是全国上下无人不知，而当时并没有像现在这么优秀的传媒做宣传。民国时期也有很多这样的医生如丁甘仁、费伯雄等，以及每个大的城市都会有一两个这样的大医。为什么现在的中医就没有？

为何现代中医不如古代中医？

在50年以前每个城市都有全城皆知的名医（这里的全城皆知包括该城所附带的乡镇农村，往往名医很多是在农村），而现在随便找一个城里人，问问当地的名医，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出口。因此事实摆在眼前，无论你怎么牛气，怎么目中无人，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我们的医术不及古圣先贤，我们的医术不如叶天士、李东垣、朱丹溪、丁甘仁，哪怕是北京四大名医的随便一个我们的医术均不如。他们随便的一个便日诊二三百人，我们现在日诊五十人就很了不起。为什么呢？难道是我们不够努力吗？难道是我们看的书不够多吗？还是老

现在我就分析一下古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医，与我们最根本的差异在哪。成为古代的大医，首先的条件就是要有非常大的门诊病号量，这样才可能让病人传病人而成为名医。如果我们常年每天看20个病人（这在现在就不少了）即使是全部看好，这种传播速度也很难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名医。若要真正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名医就要日诊非常的大，因为百姓信任病人就会越来越多，越传越远，真正的名医必然会达到日诊二三百人。

现在就以日诊二百人为例，而一个医生一日的工作时间为八小时，那么看一个病人的时间应该在两分钟多一点。那么现在就请思考两分钟的时间对于医生可以做什么？医生诊病需要望闻问切，望诊与闻诊可以夹杂到其他的诊断中不需要消耗时间，诊脉古人要求必须五十动以上，也就要消耗接近一分钟，前一个病人起身走后一个病人坐下这也要十秒钟左右，医生写一张处方也需要二十来秒，剩下的时间是问诊时间，也就是说医生的问诊时间只有三十秒左右。就算是把两分钟都给问诊亦很难能够精确的辩证，更何况三十秒的问诊只能了解各大概情况，根本无法细致了解。

也就是只剩一个可能，医生诊完脉之后就对自己所要开的处方心中有数，然后再问几句，看看与自己所想的是否相同，只要相同那么处方即没问题，而且这种有效率绝对很高。也就是说古人治病根本不是现在讲的辨证论治。

我不是在开玩笑，虽然教科书上写着中医的精华为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但是很抱歉事实并非如此。也许你头脑中的反应是这个简直疯了，请听疯人把话说完。首先我要说的是“辨证论治”四个字最早是由民国时期的祝味菊提出的，并非古人所说。而现在中医课本教我们的诊疗系统是这样的：以一个常见的肝气郁结为例，病人生气后出现口苦、胸胁支满脉象弦，舌质红。我们的思维是这样的，病人口苦、胸胁支满、脉象弦，舌质红这些症状结合起来得出一个证，这个证是肝气郁结，通过这个证来处一张处方。

这不是古人的治病思路，古人是通过切脉之后已经知道此人的整体状态，古人摸到弦脉知道人体的气机出现了郁滞，然后摸到左关脉弦的最厉害知道人体气机郁滞在肝，然后通过其他脉分析其他脏器状况，此时的治疗思路已经清楚，用药缓解左关脉弦同时照顾其他脉象，然后问病人是不是口苦、胸胁支满等，但见一证便是，处方便出，如此诊疗时间又短，疗效又高。

也许你会说我胡说八道，那我就给你找几个证据。

证据一就是随便一本古代临床大家写的书，随便一本便可，只要你放下你的成见，忘掉一切，慢慢的读，很容易看出来。如张锡纯，他看到左寸脉不足就用点柴胡、升麻之类的提提气，看到左寸脉散大就用些黄芪之类的填一填，看到散大且上逆就用点代赭石、龙骨牡蛎等降一降，看到迟脉散大就用山萸肉收一收，请自己仔细看。大医家无一不是如此，尤其是金元的李东垣（《脾胃论》）、朱丹溪（《脉因证治》、《丹溪心法》），明代的周慎斋（《慎斋遗书》）、李中梓（《医宗必读》），民国的王雨三（《治病法规》）、丁甘仁（《丁甘仁医案》），近代的赵绍琴（《文魁脉法》）、蒲辅周（《蒲辅周医案》）等等其对脉象描叙非常细致，请仔细阅读。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现在还有很多老人找中医看病的时候只把胳膊伸出来，不说话，现在医生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不可理解，其实在老人小的时候看病就是这样的，到了医生那里，很礼貌的把手伸过去，医生诊完脉后问什么就很恭敬的回答什么，然后恭敬的领完药回家，不像现在病人生怕你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拼了命的唠叨，其实说多了只会增加辩证的难度。按现在传授的辩证论治是个很累的脑力劳动，而且很多推理很容易错误，而古人的通过脉象了解人体的整体状态然后处方，即省力而且临床疗效也高。

最近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病人聊天，她告诉我她的亲身经历，她说唯一佩服的名医是济南已故四大名医之一的魏继贤（此人无学术传人）。她年轻时有头晕病总是治不好，找魏继贤看病，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之后，魏继贤给她诊了一会脉，然后开了一张方，然后说了两句话，老人现在记忆犹新，第一句话是“三副药”，稍一停顿第二句话是“包好”。吃了两幅药就痊愈了，至始至终两个人只说了这两句话。像这样的中医以前很多，现在的培养模式再也培养不出这样的中医了。因为在刚接触中医时就接触了教课书的模式，将中医定格化，将方向固定化，方向一旦错了，永远也到不了巅峰。忘同道多反思，将中医还原原本的样子，振兴中医。如果每一个城市都有日诊二三百人的中医，何愁中医不兴盛？中医要自强。

在古代中医是老百姓治病的最主要的手段，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中，出现了许多医术精湛，受到老百姓爱戴，医德高尚的名医，这些名医各自有自己擅长的方面，小编下面为大家介绍中国古达10名医的治病之道吧！

1、针灸之祖

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领袖。现存《内经》即系托名黄帝与岐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治疗方法多用针刺，故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亦特别详细。对俞穴和刺阖、刺禁等记录较详。

黄帝，《史记》中的五帝之首。传黄帝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又居姬水，后改为姬姓。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是中国宗族文化的重要标志性人物，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有学者以文献证据认为是始于晚清知识分子的推动下，从中国远古传说的三皇与五帝中脱颖而出，成为成为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

2、脉学倡导者——扁鹊

姓泰，名越人，战国渤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太子尸厥已死，而治之复生;齐桓公未病，而知其后五日不起，名闻天下。《史记•战国策》载有他的传记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

扁鹊善于运用四诊，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司马迁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说：扁鹊“是切脉治病的创始人”。张仲景赞赏不绝地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扁鹊善于运用多种方法去治疗各种病症。他自说：“越人之为方，不等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

可以说，扁鹊奠定了传统医学诊断法的基础。司马迁称赞他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循）序，弗能易也。”

他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扁鹊的医学经验，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因此，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中国古代医学的祖师，说他是“中国的医圣”、“古代医学的奠基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称他是“总结经验的第一人”。

3、外科之祖

华佗，又名敷，字无化。后汉末沛国（今安徽毫州）人。精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对“肠胃积聚”等病，饮麻沸散，须臾便如醉肠洗涤，缝腹摩膏。施行腹部手术。

《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

华佗高明之处，就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

“五禽之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动作是模仿虎扑动前肢、鹿伸转头颈、熊伏倒站起、猿脚尖纵跳、鸟展翅飞翔等。

4、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汉末向阳郡（今河南南阳）人，名机。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张仲景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后来成为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东汉末年，连年混战，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

5、预防医学的倡导者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扑子，晋朝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晚年，他隐居在广东罗浮山中，既炼丹、采药，又从事著述，直至去世。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候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他在医学和制药化学上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造，在文学上也有许多卓越的见解。他的著作，约有五百三十卷。不过，大多已经散佚，流传至今的，主要有《抱朴子》和《肘后救卒方》。

《抱朴子》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内篇属于道教的著作。但其中有部分是总结我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外篇说的是人间得失，世道好坏等事。其中《钧世》、《尚博》、《辞义》等篇，是著名的文论著作。

《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药容易，价钱便宜。而且，篇帙不大，可挂在肘后随行，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旅途，也可随时用来救急。

葛洪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自经史百家到短杂文章，共读了近万卷。他对苦读常常流露出得意之情。他说：“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尽日中而不释，饥寒危困而不废，岂以有求于世哉，诚乐之自然也”。“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无网焉;心虽勤而无获矣”。这是晋代科学家葛洪在治学上的一句名言。

6、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唐朝京兆华原（今陕西辉县）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因治愈唐太宗唐太后头痛病。宫廷要留他做御医，他扯谎采“长生不老药”献皇上，偷跑了。监视他的人谎报采药时摔死，太宗封孙思邈为药王。孙思邈特别重视妇幼保健，是创建妇科的先驱。《历代名医图赞》称道：“唐孙真人，方药绝伦，扶危拯弱，应效如神”。

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共三十卷，内容极为丰富。特别是，书中首创“复方”。《伤寒论》的体例是一病一方，而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发展为一病多方，还灵活变通了张仲景的“经方”。有时两三个经方合成一个“复方”，以增强治疗效果;有时一个经方分成几个单方，以分别治疗某种疾病。

《千金翼方》是对《千金要方》的补编。此书共三十卷，其中收录了唐代以前本草书中所未有的药物，补充了很多方剂和治疗方法。这两部书，合称为《千金方》，收集了大量的医药资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

7、儿科之祖

钱乙，字仲阳，北宋郓州（今山东东平）人。著有《小儿药证直诀》共三卷。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根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比较系统地作出了辨证论治的范例。

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乙在实践中认识到，小儿的生理特点：“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其病理特征：“易虚易产，易寒易热”。在诊断上，他主张从面部和眼部诊察小儿的五脏疾病。在处方用药方面，力戒妄攻、误下与峻补，主张“柔润”的原则。

钱乙著有《伤寒论指微》五卷，《婴孺论》百篇等书，但皆散失不传。现存《小儿药证直诀》，或叫《小儿药证真诀》。《四库全书目录提要》称钱乙的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

8、法医之祖一宋慈

宋慈（1186-1249），字惠父，汉族，宋朝建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人，中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1247年总结宋代前法医方面的经验及他本人四任法官的心得，写成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洗冤集录》。西方普遍认为正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

9、药圣——李时珍

李时珍，字东壁，号频湖，明朝蕲州（今湖北蕲春）人。长期上山采药，深人民间，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经27年的艰苦，著成《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被译为日、法、德、俄等国文字。

李时珍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特别是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因而遗祸无穷。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190万字，五十二卷，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载方一万多个，附图一千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10、《医宗金鉴》总修官

吴谦，字文吉，清朝安徽翕欠县人。乾隆时为太医院院判。《医宗金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它是中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又最简要的一种。

吴谦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医，曾任太医院右院判。作为御医，吴谦经常随侍于皇帝身边。乾隆五年（1740年）早春二月，乾隆帝患了感冒，吴谦、陈止敬等御医“敬谨调理，甚属勤劳，……且奏效甚速”，使乾隆帝很快就痊愈了。吴谦等因而受到了嘉奖。在为宫廷服务期间，吴谦多次受到这样的恩赏。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乾隆帝诏令编纂医书，命吴谦、刘裕铎为总修官。作为总修官，吴谦为《医宗金鉴》的成书做出了重要贡献。吴谦认为，医经典籍以及历代各家医书，存在着“词奥难明、传写错误、或博而不精、或杂而不一”等问题，应予以“改正注释，分别诸家是非”。

吴谦崇尚仲景学说。在撰著《医宗金鉴》时，他参考引用清乾隆以前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的20余位医家的著述，对这二部经典著作的原文逐条加以注释，汇集诸注家之阐发，撰成《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17卷、《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8卷，列为《医宗金鉴》全书之首。

《医宗金鉴》是清乾隆帝敕命编纂的大型综合性医学丛书。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国力鼎盛，宫廷医学也达到顶峰阶段。乾隆皇帝务求标榜文治，于乾隆四年（1739）下谕太医院编纂医书：“尔等衙门该修医书，以正医学”。由大学士鄂尔泰和亲王弘昼督办，任命御医吴谦、刘裕铎担任总修官（相当于主编），陈止敬担任该书的经理提调官。为保证医书的质量，选派有真知灼见、精通医学、兼通文理的学者共同编纂，设纂修官14人，副纂修官12人，武维藩等作为纂修官参加了编写。此外，还有审效官、誊录官等人员，共70余人参加了编写工作。编撰中，不仅选用了宫内所藏医书，还广泛征集天下新旧医籍、家藏秘籍和世传良方。

1742年，《医宗金鉴》纂修完成，乾隆帝赐名为《医宗金鉴》，并御赐编纂者每人一部书、一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自1749年起，清太医院将《医宗金鉴》定为医学生教科书;这部书还广泛流传于民间，深受读者的欢迎。

《医宗金鉴》是作者们对18世纪以前的历代医学著作加以校订、删补，并节录编辑而成书的，是宫廷医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医宗金鉴》一书，从医学文献校订整理的角度体现了宫廷医学的学术水准和成就。